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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鄭新德《培訓》雜誌
2021年,美國藝術與科學院(aaas)新當選的院士中,有9位華人,其中8人是女性,她們是斯坦福大學電腦科學家李飛飛、普林斯頓大學結構生物學家顏寧、斯坦福大學化學家鮑哲南、斯坦福大學通訊專家孟懷縈、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家蔡立慧、耶魯大學物理學家曹慧、哈佛大學免疫學家吳皓、牛津大學哲學家張美露。
和這些優秀女科學家在stem領域展露崢嶸相關的資料是,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超過了同期的男性數量,已經成為全球趨勢。根據2019年《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監測報告》,201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,女研究生人數為144.8萬人,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達到50.6%。
美國的「逆轉」則更為嚴重,2020至2021學年結束時,美國大專院校中,在校女生占比達到59.5%,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男性放棄了高等教育。
在新冠病毒襲擊全世界時,各國領導人的反應盡收大家眼底,最高元首為女性的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由於敏捷果斷、科學抗疫受到各方好評,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、挪威前首相索爾貝格(erna solberg)、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(mette frederiksen)、冰島總理雅各斯多蒂爾(katrín jakobsdóttir )、紐西蘭總理阿德恩等。
商界也湧現出了越來越多成功的女性創業者。2021年11月,美國塑身內衣公司spanx的創始人薩拉·布萊克利(sara blakely)將多數股權作價12億美元賣給了黑石(blackstone),躋身億萬富豪俱樂部,也改變了女性億萬富翁的財富來源通常來自繼承、結婚或離婚的慣例。女性擁有的企業越來越多,截至2018年,僅在美國就有1200多萬家,而1972年只有40多萬家。
part.1 後工業時代人性化領導力
工業時代是男性的天下,女性進入職場後,組織對她們的期望是作為一份勞動力,簡單融入到專為男性設計的文化和架構中,因此人們普遍認為,渴望獲得高階職位的女性都應該採取傳統男性的行為和風格。「女性最好把價值觀留在家裡」是這一時期的典型觀點。
反映到針對女性的企業培訓上,就出現了很多現在看來有些pua的課程套路。例如,職場女性被建議在與男性交談時,應該盡可能使用大量的體育術語,或者在與男性同事一起泡吧時,應該表現得像個男人。現在美國矽谷的兄弟會文化,以及中國一些互聯網企業曾經盛行一時的「破冰文化」,就是工業時代男性主導下的文化殘留。
工業時代盛行大男子主義的領導風格,企業將短期利潤最大化作為業務成功的衡量標準,這種經營理念鼓勵領導層的「霸道總裁」行為,將人放到了最後。
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,知識型經濟開始重塑市場和工作場所,知識成為組織價值的主要決定因素,此時如何運用人才就成為了關鍵的競爭優勢,這對傳統卓越領導力的評估形成了挑戰。
進入後工業時代,人的才能不能被威脅,曾經的科學管理——泰勒制管理有壓榨工人之嫌,對於知識型工作者不再適用。人的才能必須被吸引,這就要求組織領導者表現出對人的尊重,並能建立一套使創造力和合作精神蓬勃發展的文化,從而提升人才的參與度。
在這種背景下,大量女性湧入組織,恰好迎合了領導力發展趨勢,因為許多女性的技能、態度和行為非常鼓勵人的參與。如果說工業時代有利於那些適應指揮和控制的男性,那麼後工業時代要求更平衡、人性化的領導風格,則更適合女性的發揮。女性更擅長建立強大的跨層級關係,更偏向於直接溝通而非上下級溝通,更具備謙遜的僕人式領導力,這些挑戰自上而下領導力的行為,更容易推動員工獲得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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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.2 越來越自信的女性
越來越多的女性認識到自己的優勢,以及可能為組織帶來的獨特價值,這推升了女性群體的自信心水準。不過,儘管證據表明女性擁有領導所需的技能和能力,許多女性仍然缺乏成功男性表現出來的那種自信。在一些獵頭和人力資源高管的眼中,女性在追求晉升或談判加薪時總是表現得猶豫不決,甚至話一出口就「自滅威風」,反而是那些能力不如的男性自信滿滿,所以更可能獲得晉升或加薪。
這種「信心差距」現象的確存在,但差距正在縮小。女性在一些關鍵大事件中的突出表現,也使她們認識到低估了自己的戰略洞察力和遠見卓識。
2002年美國《時代》週刊將「年度封面人物」(person of the year)這一殊榮授予了3位女性:coleen rowley、cynthia cooper和sherron watkins,稱她們為「吹哨者」(the whistle blowers)——作為fbi特工,coleen rowley在911事件發生前就提醒其上司注意可疑的飛機租賃,但不被採信。
cynthia cooper當時是世通公司的內部審計副總裁,發現了世通38億美元的財務造假,於是衝破各種阻擾和壓力,責無旁貸地向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報告,並通知了外部審計師。
sherron watkins時任安然公司副總裁,在發現安然造假後,向能源和商業委員會寄出了長達7頁的匿名舉報信。在男性文化主導的安然,sherron watkins作為一個「局外人」擁有獨特視角和冷靜洞察,而她對於數位的敏感,以及幾十年會計生涯磨練的能力所帶來的信心,給了她堅持做正確事情的勇氣。
同樣是2002年,「感動中國年度人物」中也有一位女性,她就是頂住巨大壓力,準備「以死相拼」揭露藍田股份造假的劉姝威。 不過,女性自信心或許是個偽命題。根據組織心理學家tomas chamorro-premuzic的研究,女性的自信幾乎總是和她們的能力相一致,或者自信低於能力水準,而男性通常不會這樣,尤其在領導層,因為過度自信的男性數量往往較多。過度自信的表現很容易被解讀為領導魅力或所謂的領導素質。
在? (and how to fix it)一書中,tomas chamorro-premuzic指出,能力其實才是決定一個領導者獲取成功的主要因素,當招聘經理被候選人的自信心迷惑時,能力往往會被忽略。這對有能力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種懲罰,但當涉及到高級職位的聘任時,對女性的懲罰尤其嚴重,因為她們不太可能散發出堅定的自信心,因此更有可能被評估為 「僅僅」 有能力。
因此,tomas chamorro-premuzic建議,組織最好將過度自信視為一個警告信號,過度自信者往往是一個糟糕的領導者,他們對回饋免疫,抗拒變化,並且在做出關鍵決定時不太可能諮詢他人。如果組織能夠更加重視能力,那麼女性將面臨更少的晉升障礙,而組織也將更少受到不穩定和離職的影響。
part.3 女性領導力的新時代
基於能力表現的信心不斷增強,女性充分發揮其潛力的決心也隨之增強。這些年來,女性之間越來越團結,男性盟友的作用越來越大,以及組織參與度的大幅提高,都在見證著女性領導力發展的可喜變化。21世紀之前,女性在追求事業時往往有很強的孤立感,這種孤立感使許多女性通往高層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這個時期的人們普遍認為女性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,因此她們之間不願互幫互助。
女性為什麼不支持同胞,甚至「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」?當女性在組織裡是少數派,而高層女性極度稀缺的時候,一些身處高位的女性可能較易有蜂后心態,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步入職場,這種稀缺驅動的競爭已經在減少。團結則得到了發展,過去的十年中,組織已經開始認真識別和發展有才華的女性,並建立了強大的領導力發展來支持這一努力。實際上,進入21世紀初,企業傾向於把提高女性地位僅僅看作女性問題,而不是領導力、商業或戰略問題。
因此,旨在幫助女性進步的舉措被認為是一件好事,或者是將公司定位為一個理想工作場所的一個簡單方法,但很少被認為是培養人才的內在因素。在這樣的環境中,很多身處更高位的女性並不願意參與公司的女性專案,因為她們 「努力工作,希望被看作是一個領導者,而不是一個女人」。她們擔心,提供支援會破壞她們來之不易的信譽。
相比之下,今天的女性倡議往往在公司的人才戰略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領導有方的全球組織正在尋求這樣的領導者,他們廣泛培養關係、激勵和鼓舞、合作和傾聽、直接和跨級別溝通,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現出色的同時,也致力於培養他人。研究表明,多元化的團隊能做出更明智的決定,也更有效率。所有這些都導致了對女性倡議的更有力支持。
許多擔任高級職位的女性也從這樣的活動中受益。因此,她們致力於「向前看」,積極幫助年輕的女性成長。有志于成為領導的女性現在把支持其他女性看作是使自己脫穎而出,提升自己知名度、聲譽和社交網路的一種方式。
而像meta coo謝麗爾·桑德伯格(sheryl sandberg)這樣的榜樣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,她的著作《向前一步:女性、工作及領導意志》和相應網路也團結和鼓舞了無數女性。結果是,女性們開始公開和熱情地相互幫助,並經常高度投入到促進彼此的職業發展中。
這種相互支持也得到了「me too」的推動,因為「me too」從定義上就不只是關於「我」 ,它還隱含了一個「你」。
聲援的示威也鼓勵女性尋找男性盟友,因為她們認識到不必獨自完成這一切。儘管人們普遍猜測「me too」會阻止男性成為女性的導師(mentor)和事業贊助者(sponsor),但當男性驚訝地發現,對女同事的騷擾是如此普遍,而且屢教不改的人還能逃脫懲罰時,他們非但沒有被嚇跑,反而更渴望和致力於改變這種文化。
如果說導師主要提供職業指導,那麼事業贊助者則是在你的職涯中挺你的人,是那些在關起門來的會議裡,願意為你發聲、為你爭取機會的人。
通常認為,男性更可能尋找男性導師,女性更可能尋找女性導師,但隨著新一代勞動力的加入,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。insead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herminia ibarra的研究表明,女性不缺導師,甚至平均起來比男性擁有更多的職場導師,但職業女性們缺的是事業贊助者。在事業贊助者層面,男性更容易找到貴人提攜,而女性必須比男性更進一步證明自己的能力,才能得到認可。
總之,對男性作為盟友的強調,使得參加培養女性領導人項目的男性人數大幅增加。在一些女性領導力論壇裡,甚至男性參與者占了大多數,因為他們認識到,「現在很多最好的人才都是女性,而我們公司沒有人才就無法生存。如果我們不在吸引和留住女性方面做得更好,我們的企業將無法生存。」
part.4 疫情後對女性領導力的影響與轉變
新冠流行是對女性的危機領導力的一次觀禮,像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這樣的領導者充分展示了女性領導的魅力。儘管傳統上的認知是,男性在危機時期的領導力更重要,但情況可能正在改變。
此外,第一反應者的定義已經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包含了女性,這主要歸功於女性在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領域的普遍存在。在極端危險的時候看到大量的女性站在前線,這削弱了男性保護和女性養育之間的區別,女性也正被塑造成願意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廣大公眾的英雄角色。
另一個可能產生強大影響的轉變是,這一流行病消解了工業時代時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鴻溝。在大流行之前,一些公司已經提供了在家工作的選擇,但沒有獲得廣泛支持,而且很少被男性接受。在家工作的選擇通常是針對女性的,這使得許多男性不願意參與,而這樣做的男性往往被汙名化。現在遠端工作的廣泛存在迅速改變了這一切。
一些企業已經發現,大量員工在家辦公,非但沒有看到生產力的下降,還大大降低了成本,而且公司對女性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大了,男性的汙名化也開始消失。
隨著更多的有償工作進入家庭,男性和女性都將發現自己在傳統的女性領域工作,這是工業時代開始以來的第一次。這將進一步打破男女之間的界限,使他們的日常經驗有更大的共同性。 這種深遠的變化正在發生,而關於誰是領導,怎樣才是更好的領導都將繼續流變和塑造中,在女性領導力的道路上,僅僅因為「女性」的偏見還應繼續削減,這樣女性職涯事業贊助者的匱乏問題也將逐步消弭。